給《理想國》騙子的忠告（一）

任何一個詩人，任何一個藝術家，都是反社會的，並非詩人和藝術家要這樣，實在是他們只如此。—— 巴佈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

喜見這兩年來，越來越多藝文界人士積極介入社會，運用各種視覺媒體或批判社會，或表達對社會的期盼。

信手拈來，便有已故導演雅思敏（Yasmin Ahmad）及張子夫(Pete Teo)等人在2009年製作的15Malaysia電影計劃（圖一），裡頭集合了十五位導演的電影短片創作，各自表述眼中看見的馬國社會現象，明喻有之，暗諷亦有之，屬於難得尖銳的集體創作，一時感染不少民衆。

另外，網絡歌手黃明志（如今已晉昇導演），幾年來不知疲倦，通過網絡發表大量具社會批判意識的歌曲，用以控訴衆多光怪陸離的社會亂象，影響了不少年輕歌迷，銳化年輕人的思維之餘，也逐漸帶動多位年輕歌手投入創作類似的歌曲。

近日來，彭亨州關丹格賓堅持建造稀土廠一案，民衆積極抗議示威不果，終於引來陳翠梅、劉誠達等一衆新銳導演投入製作“如何在輻射污染中生存”繫列反諷短片，用以聲援反稀土廠運動，也是藝文人界士以藝術手段介入批判社會另一例（圖二）。如今，以張子夫爲首的製作團隊於馬來西亞日再次推出另一項名爲‘Undilah’的音樂影像視頻計劃，呼籲各界人士當以老闆自居，並認識自己有權通過投票，淘汰表現不佳的執政集團，同樣爲慣常沉溺娛樂氛圍的馬國社會帶來一股清新風氣。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見，當藝術得以與公衆緊密地進行互動時，便能開展其本質上擁有的：喚醒民智、改善社會的力量。

拜互聯網崛起所賜，在社會聲音和言論自由都被各類法令截斷的情況下，成功搭起了另一種言論平台，讓更直指要點的批評，化成各種形式——包括現在尤其流行的多媒體藝術形式——在網路上以倍數計算的速度流竄開去，一洗過往資訊呆滯，或資訊只爲政府服務的閉塞情況。

這種情況，一樣發生在本該以先鋒姿態（Avant-garde）存在的馬國藝術圈裡。奈何馬國藝術圈，何以依然普遍沉緬在懷舊的情緒裡頭，或純粹玩味形式，卻少見叛逆姿態？所謂先鋒派藝術，旨在將反叛精神當成首要匾額來看待，舉凡形式、觀念、看法、理論等方面，都要求不斷革新，背叛過去，推崇‘沒有最好，隻有更好’的價值體系。當然，這種反叛精神必先表現在藝術家各自構成與表現的形式特徵上，然後才體現在對社會體製或文化生活的情感表達。

翻開西方藝術史，可以看見西方社會自被宗教政治鬆綁，走向科學與工業發展以後，社會衝突與矛盾未見減弱，反而不斷加劇，才讓敏銳的藝術家從宮廷走向社會，催生了現實批判主義藝術的興起，往後，顧影自憐的形式主義，漸漸難以全然擔起淨化人心的社會功能，更有了聚焦於社會事件的藝術創作，以觀念爲主導，技術成爲配角，技術服務觀念。以美國爲例，二戰以後的冷戰背景下，紛紛出現了大批以社會和政治爲主題的藝術創作，用以挑戰各種社會對‘戰爭’、‘暴力’、‘貪腐’、‘人權’、‘種族歧視’等課題的既定觀唸。例如美國畫家利昂·戈盧佈（Leon Golub）的藝術創作，便熱衷反映恐怖主義的麵貌，揭露酷刑對社會公義帶來的殘害。

到了九十年代，上述課題去勢漸弱，性別政治（gender politics），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則成爲了另一波挑戰既定社會認知的藝術圈流行創作風潮。譬如關注當代青年生活意義的穆特安（Muntean）和勞森伯（rosenblum）的聯袂畫作，這兩人經常藉由創作，揭示當代青年對生活的焦慮和空虛，進而闡釋個體與社會文化的關繫。

社會情勢不斷變更，卻持續提供藝術家以視覺資源，成爲創作題材；倒過來看，藝術家從個別社會現象挖掘出來的資源，經過藝術手段的轉化後，不也經常反作用於社會生活？匈牙利學者阿諾德·豪澤爾（Arnold Hauser）在其著作《藝術社會學》裡便説過：“藝術不僅可以反映社會現實，而且可以批判社會，可以診斷和醫治社會的病害。”他還説：“當藝術成了騷動、革新、革命的推動力，當它表達了否定現存秩序的意願並用破壞來威脅它的時候，藝術的社會影響，它對創造社會所起的作用，就成爲顯而易見的了。”（注一）

不過，藝術的這種‘破壞’功能，對於馬國執政集團來説，顯而易見、理所當然地不受歡迎。所以我們從來很難在受箝制的媒體報導或雜誌上看見任何稍具控訴成分的藝術創作——即使有，也屬控訴地球生態條件等脫離本土語境的創作——蓋因難有媒體願意被扣上煽動群衆的帽子，而惹上莫名其妙的司法麻煩。關於這點，一點也不難理解，事實上，早在古希臘時代，智者如柏拉圖(Plato)也視藝術家爲騙子，他認爲，這些模仿真實的工匠耽於製造幻覺，製造幻覺等於製造危險，因此，他在《理想國》第10卷中，便極力主張抵製藝術家，拒絶讓這些人出現在他設想的理想國度裡。（注二）所以，在互聯網崛起以前，大衆媒體被各種法令惡劣夾持的情況下，所謂的先鋒派藝術——如果真有的話——普遍受到漠視的待遇，極少（甚至不可能）能在平面及電視媒體裡展現其破壞力度，與公衆展開對話，提供讓公衆集體進行反思的機會。

或許，過去數幾十年來，在馬國社會媒體專注渲染歌舞昇平的氛圍下，藝術家的社會意識變得薄如蟬翼，乃逐漸掉入關懷花草、魚鳥與山水之間的世界裡，或迷戀堆砌華而不實的民族符號，卻形成藝術逃離空谷的情況，即背離了社會現實，也背離了世界藝術的發展趨勢。又或許，馬國藝術家的政治敏感度太強，在內安法令的粗暴麵目前，藝術家覺得表達自由既被活生生地剝奪，才選擇了逃入象牙塔內，沉默不語，藉物寄托鬱鬱誌向。

無論如何，今天的馬國社會在衆多社運人士積極推廣社會運動，加上各界評論員對各造時事的熱烈抨擊，以及越來越多‘騙子’終於捨身進行爭取以後，馬國民衆總算見証了308海嘯與709黃色奇跡的出現。惟明日更豐碩的果實，必然來自今日辛勤流下的汗水，馬國的藝術與文化建構若想得到更多提昇，必然少不得更多勇敢而堅定的聲音，而非噤若寒蟬，楚楚可憐的怨婦姿態。

用畢卡索曾經説過的這樣一段話，與尤抱琵琶半掩面，並期盼更多自由的你我共勉：“……藝術是起破壞作用的東西，的確不該獲得自由。藝術和自由，恰似普羅米修斯的火，只能被偷來，用來反對現存秩序。一旦藝術成爲官方性質，並向所有人開放，它就成了新的學院派。……要是有朝一日允許藝術暢通無阻，那是因爲藝術已經被淡化，顯得軟弱無力，不值得爲之奮鬥了。”（注三）

既已成爲騙子，便別期盼走入理想國以內，享受自由安穩的日子。

騷動，才是你的職業。

注一：資料引自[中]楊琪《藝術學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注二：引自[美]溫尼·海德·米奈《藝術史的歷史》，李建群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40頁

注三：參看陳丹青《紐約瑣記》，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205頁

（本文已刊登於《獨立新聞在線》獨立藝文，18/09/2011）